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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电总院退休职工 朱建业
编者按：
朱建业：中国工程地质专家，曾先后兼电力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程地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等，指导开发多项水电水利地质工程，组织编写多篇地质水利著作。1991年从水电总院退休后返聘直至2004年正式离开，从事水电水利工程地质风风雨雨六十多年。
在感受朱建业老人用文字记述的方式，款款讲述自己水电地质人生的同时，也正式拉开了水电总院庆祝建院70周年的序幕。十年风雨同舟、七十年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感受朱建业前辈的峥嵘岁月，体会水电总院建院70年历程吧！
正文：
一、 成长历程
我的一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从事水电水利工程地质工作67年，至今有时仍参加一些技术咨询活动。值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成立70周年，回顾走过的历程，写一些个人经历和工作体会。
八年抗日战争，四处逃亡，吃尽苦头。经历过日本飞机的轰炸和看到过日本兵扫荡我住的邻近村庄，浓烟滚滚，机枪声、犬吠声、哭喊声，至今记忆犹新。抗战胜利后的南京，长江上停着各个国家的军舰，街上外国大兵驾车横冲直撞，过着半殖民地的生活，中国毫无主权可言。
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历史，旧中国是一部灾难深重的近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以后，美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满清政府共签订了12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国侵略者则凭借着这些条约，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使中国人民陷入了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以上种种经历，使我懂得一个道理，国家腐败、国力弱，只能任人欺凌，只有把国家建设强大，才能扬眉吐气，走在世界的前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时我在高三读书，每天早上在操场举行升旗仪式，唱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童年常唱的抗战歌曲），看着五星红旗升上蔚蓝色的天空，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列强的欺凌了，暗下决心，一定要贡献自已的力量，建设强大的祖国，这是我终生工作的动力源泉和初心。
1953年8月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分配到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勘测处，当年9月成立水电总局第一工程地质队，任命我为队长，只有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18名地质训练班的学员，到永定河上游负责进行官厅水电站的地质工作，工程区岩体硬脆碎，所有钻孔岩芯获得率不到10%，（总体相当于现在的Ⅳ～Ⅴ类围岩）绘制隧洞地质剖面图难度极大，经过反复对比现场地层剖面与岩芯完成了剖面图，又担心这么碎的岩体还能不能开挖引水发电洞。凭着当初建设强国的初心，牢记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使命，不懂就去问，常去地质部请教，李鹗鼎副处长又常来工地指导，克服多种困难，顶着冬季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进行工程地质测绘，经过无数个加班夜，按照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项目的进度要求，在一无规程规范的指导，二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按期提交地质报告，保障电站的顺利施工发电。1954年底勘测处指派我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刚请来的苏联地质专家那廖托夫学习两年（专家来自苏联最大的设计院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三门峡水利枢纽为该院设计），参加专家对当时全国各水电工程（新安江、上犹江、以礼河、古田、万家寨、龙溪河、龙羊峡、刘家峽等）的出差和地质指导，我又及时整理专家的每次工程谈话纪录达近百篇，适时向全国推广；并先后在《水力发电》刊登学习心得论文，也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工程地质基础。为此，195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与全国先进生产者（等同全国劳动模范），此前是电力工业部授与全国先进电力生产者。
几十年党对我不断地培养和信任。我先后兼电力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程地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从1980年 历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一、二、三届理事、并兼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地质及勘探专业委员会一、二、三届主任委员，又受聘为国电集团水电专家组专家，大坝监察中心、龙滩公司、澜沧江公司、昆明院小湾顾问组、华东院白鹤滩工程等专家组专家。国标《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287－1999）编写组组长。组织并编写《中国水力发电史》（1904～2000）第二册第三章地质勘探和测量。1999年 国家电力公司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几十年来我的工作态度是，每接触一个工程项目，首先掌握熟悉地质资料，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同志们一起探讨解决办法，我也从中不断积累工程经验，为我国的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出力，为建设强大祖国做点贡献。有些重点工程工地多次出差，如小湾电站、天荒坪蓄能电站出差分别达到各23次，其他如溪洛渡、锦屏、糯札渡、大岗山、向家坝、白鹤滩、二滩、龙羊峡，大渡河、澜沧江、怒江、新疆等地，更是多次出差。在总院虽然1991年退休，但仍回聘到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工作到2004年才回家，在总院的最后几年每年出差仍达170多天。回家后各水电水利单位，仍不断请我去咨询和做安全鉴定，更多的是到现场硏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直到87岁以后，就不去工地了。回顾从事水电水利工程地质六十多年，去过近百处水电站、水利枢纽，处理过坝基、地下洞室、高边坡等各种工程地质问题，热爱这个工作，喜欢这个专业，总结积累许多工程经验和教训，基本归纳于工程地质勘测规程规范中和工程总结文章中。目前生长在习近平新时代，对比旧中国与当下的中国，更加充满信心，不忘初心，实践建设强大祖国的决心和愿望。
二、 几次危险的经历和乐趣
水电工程多位于深山峡谷，地形险峻，许多勘察工作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记得1956年在刘家峡工地，3天内地质与测量人员，相继坠崖牺牲，为此，全国水电水利勘测人员配备了登山鞋。龙羊峡、拉西瓦、黄河任家堆、东风、锦屏等地，均有勘测人员献出过生命。
1.1954年跟苏联地质专家去浙江乌溪江黄坛口水电站，我单独下去查看一处边坡，走在一冲沟高陡的浮碴上，下滑了几十米，顺手抓住一棵小树，否则就很危险。
2.1955年我在新疆额尔齐斯河可可托海水电站进行坝址地质测绘时，不慎滑倒在花岗岩的光面上，我爬在哪里不敢动，下面谷底是额尔齐斯河，同事们放下绳索把我拉了上去。同样在可可托海，我同冶金部地质人员、还有维族的临时工共3人，沿输水洞线翻过高山至厂址已下午3点多钟，不想爬山原路返回，想沿河回到队部，但无地形图，沿河滩走一段，又爬一段陡岩，如此反复直到天黑也未到队部，北彊的峡谷里沒有人，3人躲在一陡岩下面，又怕有野兽，一夜不敢合眼，次日又沿河走走爬爬，到下午才看到坝址的钻机，饿累了近一昼夜，在钻机旁吃饱才回到队部。队部也找了我们一晚，若次日再不返回，就要按失踪上报了。
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密云水库（清华大学进行水工设计，北京院负责地勘工作）导流洞施工导洞中，洞顶掉岩块落在我前方一步处，大家说好险啊，掉在头上就完了，岩块太大。
4.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差虽辛苦，但也有至今美好的回忆，现在也不可能重现了。那是在1955年秋，我一个人从新疆可可托海返京。从当地的富蕴县坐汽车到乌鲁木齐要走四天，那时的公共汽车就是运货的卡车，也无椅子，我是坐在地质背包上面，同车的基本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他们大多盘腿坐在车里，一路上不停的弹奏东波拿（弦乐器），一路欢快的唱歌，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新疆风情，路上虽颠簸，但不寂寞。第二天下午远处有一头黄羊，他们拿出猎枪，一枪击中，当晚住在克拉玛依，现在是繁华的石油城，那时只是一个小农村。晚上大家席地围着苒火而坐，他们宰杀掉下午捕获的黄羊，就在火上边烤边吃，一边吃又一边跳舞弹唱，欢乐娱悦，这就是真正少数民族生活的写照。这样四天的旅途很快的结束了。
5.三年困难时期，上山进行地质测绘，中午在山上找一处空地，生一小堆苒火，待火灭后，把馒头剥一层，烤脆着吃，真是香酥，就点咸菜，其乐无穷。还有在黄河龙门坝址勘测期间，基本无肉食，周日去山上抓蝉，抓回来放在锅里烤干烤脆，撒点盐也很好吃。勘探队食堂的主食，经常是蒸胡萝卜，淡而无味，至今都不想吃胡萝卜。
6.1961年在黄河龙门工地我们请当时的中科院地质所的学部委员谷德振先生、徐煜坚先生指导工作，晚上住在大车店炕席上，山西农村大车店通常拉煤的工人较多，盖的被子非常黑，老板说：“我们的被子一年洗两次，还脏啊？”，晚上在炕上摊开地质图，在煤油灯下小结白天的地质情况，第二天我们又上山工作了，从未觉得辛苦。当时请来的专家，在野外就是这样的住宿条件，专家来一个星期，天天如此，从无怨言，感情反而更加深厚。那时请专家是无偿的，沒有咨询费，所有的差旅费、出差补助费，都是专家回中科院地质所报销。
九十老翁
2020年6月2日
